近年来，生物制造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，正引发全球产业变革。这种以生物技术为核心，利用生物体机能或生物质资源生产能源、材料与产品的新型制造方式，不仅被视为破解环境与资源困境的关键，更成为各国竞争的新高地。中国在这一领域虽起步较晚，但凭借政策支持、技术突破与市场潜力，正加速追赶全球领先水平。
从全球范围看，生物制造已形成多极发展格局。美国依托波士顿-剑桥、旧金山湾区等产业集群，构建了“产学研”深度协同的创新生态，在基因编辑、AI制药等前沿技术领域保持领先，其生物制造规模已达4386亿美元，专利数量和研发投入居全球首位。欧盟则以“顶层设计+系统推进”为策略，通过《工业生物技术2025远景规划》提出明确目标，计划到2030年将可再生原料使用比例提升至30%，并建立了覆盖全欧洲的中试设施网络，加速技术产业化。
日韩则聚焦特色领域突破：日本在发酵工程领域优势显著，氨基酸、酶制剂产量全球领先，同时积极布局细胞培养肉等新兴食品赛道；韩国通过全球首部《合成生物学促进法》，计划建设国家级“生物铸造工厂”，目标是到2030年跻身全球前五大技术强国。
据世界经合组织预测，到2030年，全球35%的化学品和工业产品将来自生物制造。这场产业革命，正重塑全球制造业的竞争格局。
中国生物制造产业虽起步晚，但发展势头迅猛。政策层面，从《“十四五”生物经济发展规划》到近年政府工作报告，均明确将生物制造列为战略性新兴产业，为产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。中投产业研究院预测，2025年我国生物制造产业规模将达1.2万亿元，未来十年有望保持17%的高速增长。
在技术与产业层面，中国已在多个领域实现突破：氨基酸、维生素等传统产品不断升级，部分产品突破国际专利封锁；在肌醇、3-羟基丙酸等化合物的生物制造技术上达到世界领先水平；新酶设计、合成途径设计等前沿研究与国际并行。不过，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，仍存在核心产业增加值占比低（仅2.4%，远低于美国的11%）、高端原料和装备自龙8娱乐平台给率不足、工业核心菌种依赖进口等短板。
从区域布局看，国内已形成多个生物制造产业集群，各省市结合自身优势差异化发展：有的聚焦生物医药，有的侧重生物基材料，有的深耕合成生物学技术研发，形成了互补协同的产业生态。
生物制造的产业链涵盖上、中、下游全环节。上游聚焦DNA编辑、生物元件开发等使能技术，中游侧重生物系统设计与改造，下游则延伸至医药、食品、材料等多元应用场景，形成“生物制造+”的产业格局。
在医药领域，生物制造通过生物催化技术实现手性医药化学品的绿色生产，降低能耗与污染；利用微生物重组合成青蒿素、人参皂苷等植物天然产物，突破资源限制。在食品领域，替代蛋白、天然色素、功能性配料等通过合成生物技术实现高效生产，既能减少传统农业依赖，又能降低碳排放——例如发酵法生产乳蛋白，可减少56%的CO₂排放和87%的土地占用。
材料与能源领域同样亮点纷呈：生物基塑料（如PHA、PLA）可完全降解，逐步替代传统石化塑料；生物柴油、生物航油等生物能源，为交通领域低碳转型提供新选择。此外，在农业、个护等领域，生物制造技术也在推动产业向绿色、高效方向升级。
一批中国企业正在生物制造领域崭露头角，成为产业链的核心力量。凯赛生物深耕生物基材料，其长链二元酸、生物基聚酰胺等产品技术领先，2024年营收近30亿元，同比增长39.91%；华恒生物聚焦氨基酸、维生素等生物基产品，通过“可再生资源替代石化资源”路径，拓展至动物营养、日化护理等多元市场；华东医药则依托工业微生物研发矩阵，在xRNA原料、特色原料药等领域快速增长，2024年相关板块收入同比增幅达43.12%。
此外，川宁生物通过“生物发酵+合成生物学”双轮驱动，布局化妆品原料、PHA等产品；华熙生物以透明质酸为核心，构建从原料到终端产品的全产业链；微构工场专注于PHA生物材料研发，推动可降解材料在包装、医疗等领域的应用。这些企业的实践，正推动中国生物制造从技术突破走向规模化产业应用。
尽管发展迅速，中国生物制造仍面临多重挑战：核心技术自主化不足，高端装备和工业菌种依赖进口；生物基原料供应存在结构性矛盾，收储运成本高、供应不稳定；产学研协同机制待完善，技术转化效率有待提升。
面向未来，突破这些瓶颈需要多方协同：强化基础研究投入，攻克酶设计、菌种改造等“卡脖子”技术；完善生物基原料供应体系，推动农林废弃物、工业废气等资源化利用；构建“政产学研用”协同创新生态，加速技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。
随着技术创新、政策支持与市场需求的深度融合，生物制造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。这场以绿色、高效、可持续为核心的产业革命，不仅将重塑制造业格局，更将深刻影响每个人的生活——从餐桌上的替代蛋白，到手中的可降解包装，再到医疗领域的创新药物，生物制造的未来，已悄然走来。